启蒙之思
作者:房佳瑶   来源:    点击数:次   发布时间:2015/09/29
关键字

“启蒙”一词最早起源于国外,1784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所著的《什么是启蒙》中明确指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在囚徒们俨然已经将洞壁上的影像习惯成一种“实在”,一次偶然走出洞外的经历便足以令其胆战心惊,这个走出洞口的人既是幸运的,同时又是可悲的。当他裹挟着内心的恐惧小心翼翼地迈向通往光明的大道,即将迎接启蒙向外延伸的“触角”时,却丧失了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仓皇而逃,最终选择回到洞中,回归“愚昧人”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启蒙”?启蒙精神的真正魅力和价值又该“情”归何处呢?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启蒙精神的思辨缺陷,坚决强调启蒙的最初内涵。即认为启蒙就是走向文明,就是把人类从野蛮状态和被宰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用光明代替黑暗。然而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启蒙精神的“药方”不仅没有起到治愈人们精神麻痹的作用,反而使人们陷入到另一种“病态”。作为他们心目中的“光明使者”——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重新使人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启蒙非但没有祛除神话,启蒙本身反而成了新的神话;启蒙非但没有用知识代替幻想,启蒙反而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启蒙精神试图以理性代替幻想和迷信,以科学代替神话和宗教,提倡“知识就是力量”,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当代人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然而就像大儒孔夫子所信奉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处世之理那样,凡事都有个限度,人的理性也是如此。霍克海默之所以认为启蒙正逐渐陷入神话之中,人类正陷入迷信和茫然之中,就是因为他深刻地感受到极度理性支配下人的麻木不仁和近似疯狂的“机器”奴性。霍克海默认为,将理智扩大化和教条化,必然使人们失去纯粹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人们陷入到经验之中,人们的思想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只是一味的重复事实,变成了一个个靠系统编程和电池驱动获取存在感的“机器人”。而作为理性最好的体现,不断革新进步的科技也依托其强大的“异化”能力,正逐渐确立起人对自然界的绝对统治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陷入神话,民主流于极权,皆出于理性和科技对人的“物化”,即人自己的活动及其创造物成为独立于人并控制人的力量。西方经济学中特别推崇“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然而这又必然涉及道德和伦理层面的缺失,至少在中国这个特别讲究人情世故的国家里这一点是成立的。

谈及启蒙,人们能联想到的便是“进步”、“光明”等等类似的词汇,而科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催化剂”,已然成为弘扬理性、开启民智、倡导自由解放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当时奉为真理的科技已经跳脱出了单纯征服大自然的范阈,进而成为维系极权统治的工具。尽管人们一直诟病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启蒙精神批判所坚持的悲观态度,但对于其对科技异化、极权盛行的假设无可辩驳。原子弹的发明与制造使科学技术发展到了顶峰,但在战争中它却变成了最可怕的武器;二战中崛起的纳粹势力将极权视为自己的统治原则,对内独裁,对外扩张,实行恐怖政策,威胁人类生存。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是被科技“异化”的一代,人们的认知和接受能力远远落后于科技的更新换代,我们整日被多如牛毛的信息所包围、所同化,做着别人的梦,消费着别人的故事和经历。

然而,当今中国是否还需要启蒙精神呢?毫无疑问,是的。启蒙精神的初衷是摆脱愚昧与无知,启迪民智,解放思想。不过,启蒙意识在我国,尤其是边远农村,却是不断受到挤压而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全国各地抢香拜佛的新闻不绝于耳,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大谈面相、算命、鬼神事宜,对于数字的喜恶更是毫不避讳,大肆宣扬,不切实际地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现象无不透露出人们迷信思想的泛滥、宗教观念的错位和启蒙精神的缺失。曾几何时,我们不乏对“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行为投去嘲笑和鄙夷的目光,然而当这种“异端”真实地发生在中学校园后,我们却只能感叹理性和启蒙意识在当代中国社会整体意识中显得何等软弱和苍白。无独有偶,最近广受外界诟病的农村葬礼“脱衣舞”事件被在网上炒的沸沸扬扬,面对着这些打着“特色”丧葬风俗的幌子,实则传播低俗文化的行为,我们很难想象这股陋俗之风在广大农村的抬头之势……不同于西方人对普世价值的殷切推崇,中国人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异常顽固,启蒙意识十分淡薄。对此,鲁迅以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战斗者自居,在中国四处黑暗和人民愚昧、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像一座孤岛上的长明灯一样,用自己犀利锋锐的钢笔,以笔作矛,刺破人们嬉笑伪善的假面具,启蒙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觉悟。

现实生活中,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早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工作,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培育“四有”新人却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内在要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共同努力。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们似乎缺了“信仰之钙”,得了精神上的“软骨病”,崇高的、纯洁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正面临艰难爬坡的危机。一个国家启蒙意识的强弱与否,与其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理想信念的强弱密切相关。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重建“启蒙”意识难免遭遇瓶颈,因此我们需要引导人们形成和保持一种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开拓拼搏,培养对个人具体工作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的责任感。启蒙意识的觉醒是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修养提高的一大表现,因此促使人们养成重视教育的态度,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素养,是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启蒙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提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自由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褪去愚昧与野蛮,变得越来越文明。

有人评价启蒙意识淡薄是中国人难以言说的“痛”,重建属于自己的启蒙精神任重而道远。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尖锐指出,“中国人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显然,国人最初的启蒙发端总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相关联。从洋务运动的“器物”之鉴,到戊戌维新的“制度”之变,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之现,国人的启蒙意识层层递进,不断深化。中国需要启蒙精神,民族危亡之际如此,和平稳定之日亦如此。在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方向及目标,以主人翁的姿态尽心地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增强集体责任感。对此,我们仍然需要立足本土,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重新审视启蒙精神的思想精髓,牢记前辈谆谆教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增强个人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的正强化和引导作用,促进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和个体创造性的开发,重新点燃人们内心启蒙的“火种”,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更进步、更和谐的方向前进。


『责任编辑:何玮』
本文关键字:

上一条:读《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有感 下一条:何处不西游



编辑推荐